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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法谈 | 司法问题何以成为立法问题?
司法问题何以成为立法问题?
2026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这是继2018年之后,刑事诉讼法迎来新一次的修改。
从目前公开的内容看,此次修法涉及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人身强制措施、辩护权保障、证据制度、认罪认罚从宽等多个方面,其中不少内容针对的是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司法实践存在问题,是否就意味着法律需要修改?
法律规定不完善,可能导致司法实践出现问题;法律规定已经明确,却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同样可能导致问题发生。如果不区分问题产生的原因,将司法实践中的困难一概归结为立法不足,就可能寄希望于通过修改法律,解决那些原本应当通过严格执法来解决的问题。
一、现行法律究竟缺少什么?
草案拟增加“禁止有罪推定”的规定。
现行法第十二条已经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且,现行法也规定了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以及证据不足应当宣告无罪等制度。这些规定已经构成防止有罪推定的规范基础。
增加“禁止有罪推定”几个字,可以使原则表达更加直接,但没有因此增加新的程序制裁后果。司法实践中的有罪推定,恐怕也不是因为司法人员不知道法律禁止有罪推定。倘若既有原则尚未得到充分落实,重复宣示原则能够改变多少司法实践?
立法当然可以宣示原则,但原则宣示不能代替制度保障。对于已有明确规范基础的事项,如果修法只是换一种方式重申既有要求,而没有解决制度运行中的实际障碍,就难免有口号式立法之嫌。
证人出庭制度的修改也存在类似疑问。
现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应当出庭。第一百九十三条还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的措施。
2017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十三条则规定,“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有异议,申请证人、被害人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通知证人、被害人出庭。”
两者的区别在于,《法庭调查规程》没有将法院认为有出庭必要作为独立条件,但证言是否具有重大影响,仍由法院判断。
2021年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保留了法院认为有出庭必要的条件,第九十一条第三款则进一步明确,证人经法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无法确认证言真实性的,该证言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草案拟增加证言发生重大变化、前后不一致的出庭情形,并将司法解释已有的类似证据规则上升为法律规定。可见,证人出庭难并非缺乏规范依据。法院对出庭必要性的判断、庭前证言的采信以及强制出庭措施的运用,可能才是影响制度效果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改变,仅仅增加一种出庭情形或者提高既有规则的规范位阶,恐怕难以明显改善证人出庭的实际状况。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则涉及另一个问题。
草案拟规定,对于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这是律师辩护全覆盖向审查起诉阶段延伸的制度安排之一。
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推进程度,与财政保障能力、律师资源供给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此前,相关部门已经通过政策试点逐步扩大覆盖范围。随着保障条件改善,律师辩护全覆盖还有可能进一步延伸至侦查阶段。
如果每扩大一次覆盖范围,都需要修改一次刑事诉讼法,那么基本法律就可能需要随着阶段性政策的推进而不断调整。对于这类渐进性制度,是否可以由法律确立基本保障要求,将具体覆盖范围和实施步骤交由配套规范逐步推进?
当然,司法政策不能代替法律创设法定权利义务。但这恰恰要求立法在基本制度与具体实施安排之间保持适当区分,而不必将所有阶段性的政策安排都写入基本法律。
二、司法问题未必需要通过修法解决
1996年、2012年,刑事诉讼法曾进行两次较为全面的修改,2018年又作了部分修改。历次修法不断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但证人出庭、辩护权保障、非法证据排除、二审开庭等问题,至今仍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重要议题。
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原因未必相同。有些是现行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有些则与司法机关的办案理念、考核机制和权力运行方式有关。即使通过修法增加新的程序要求,如果影响制度运行的现实因素没有改变,法律修改也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效果。
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能通过严格执行现行法律解决。此次草案涉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调整,便属于需要从立法层面研究的问题。涉及国家追诉权力配置、公民诉讼权利以及现行制度实质性改变的事项,不能仅凭司法解释或者司法政策完成。
问题在于,修法应当有其必要性。对于已经存在明确法律依据的制度,不能仅因实践效果不理想,就直接认定需要修改法律。尤其是那些经过历次修法不断完善、却仍然存在突出问题的制度,更有必要检讨既有规定的实施情况。否则,法律不断增加新的要求,司法实践却可能依然如故。
刑事诉讼法作为基本法律,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司法改革成果并非都要及时转化为法律条文,阶段性政策也未必需要全部写入法律。修法的必要性,应当建立在对现行制度及其实施效果的充分检验之上,而不能仅以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作为理由。
修改法律固然重要,让已经制定的法律真正得到遵守和执行,或许同样重要,甚至更加迫切。
吴相茂 律师
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
监事会监事、合伙人
广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广州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广州市法学会数字法学研究会理事
北海、玉林、汕尾、来宾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听证员
广州市越秀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
广州黄埔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
广州市律师协会第十一届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律师协会第十二届涉外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曾获广州市律师协会“2021年度优秀公益律师”“2022年度业务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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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丨
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
编辑丨林凯珊
审核丨葉素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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